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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凝視 |女性攝影人和她們定格的每一個瞬間

文章來源:中國文藝網 作者:趙迎新 時間:2020年03月10日 字體:

讓我們在這一天贊美女性

“如果你說星星最亮,那是你沒有看到護士的眼睛”。這是一位新冠病毒患者在出院前發自肺腑的言語。“三八”國際婦女節前夕,我想把這句話獻給正在與新冠病毒“作戰”的美麗、勇敢而堅韌的女性們。

2020年這場目前累計8萬多人感染的新冠病毒疫情,把諸多中國女性推向“疫線戰場”,她們如春雨滋潤心田,如繁星點亮夜空。

3月3日,《中國攝影報》一版刊出一幅73歲的李蘭娟院士慈祥微笑的肖像,帶著口罩印痕的她從重癥隔離區向我們走來。這張肖像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李蘭娟院士一個人,更是成千上萬抗擊疫情女性美麗、善良、慈祥、愛意、堅定和勇氣的象征。她們中有科研人員、醫生、護士、警察、戰士、保潔員、媒體人,更有為數不多的在鏡頭后見證這場戰“疫”的女攝影記者和女性攝影師們。

2月20日,73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走進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紅區”重癥監護室,檢查8位新冠肺炎危重癥患者病情。出來后脫掉防護裝備,李蘭娟面部的壓痕清晰可見。她說,進入“紅區”查房、面對面交流是增加患者信心的一種方式。“這也有利于我直接了解他們的情況,更好地與同事們討論、制定治療方案。”

?(安源/攝)

在重大事件和災難中,勇敢、肩負社會責任的女性媒體人的身影總是會出現在新聞現場,她們必須接近現場,才能拍到感人至深的影像。

作為上世紀90年代新華社的女性攝影記者,當年我時常會與同行議論一個話題——男女攝影記者平等問題。在爭取重大新聞事件或災難性的新聞現場采訪機會時,經常遇到“憐香惜玉”的領導,為保護女性的身心,把我們留在編輯部看家。因為攝影需要更接近現場,有時意味著更接近危險。那時我們心存感激,也留有遺憾。作為女性攝影人,我們一直只有一個信念:有新聞的地方就應該有我們。

有時女性要為一個“危險”的報道,做出更多的努力。今天,有更多的女性攝影記者和攝影人,踐行著媒體人和攝影人的新聞理想和社會責任的初心使命。

記得17年前“非典”疫情的時候,各媒體派去一線采訪報道的女攝影記者鳳毛麟角。中國青年報的鄭萍萍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25歲,當時是中新社的攝影記者,風華正茂的小姑娘。她形容自己當時面對“非典”疫情的心情除了茫然和恐慌,還有幫不上忙的內疚。我理解這種內疚是新聞攝影人的責任感使然。在防控中心采訪,穿戴上防護服后,她增添了信心,終于壯膽寫了去“非典”定點醫院的申請,成為進入隔離區的少數女攝影記者之一,在醫院與醫生護士共同度過了21天。那次的采訪對她的人生觀有很大的影響,在后來的媒體生涯中,她開始思考問題,而不只是局限于報道——這就是她長達十年關注“非典”后遺癥被遺忘人群的原因。

2003年5月,北京胸科醫院非典病區,即將返回清潔區的醫生在過渡區工作人員的指導下脫下防護服。

(鄭萍萍/攝)

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法制日報美術攝影部主任居楊,當年在“非典”期間也是進入醫院隔離區的女攝影記者之一。她回憶當時在武警北京總隊醫院的一段采訪經歷,仍被感動著:“有一名28歲的女軍醫,在救治‘非典’患者時被病毒感染。為了救她,丈夫堅持到病房里陪伴照顧妻子,但是最終這名年輕的女軍醫還是沒能救過來,不幸犧牲。后來在隔離病房里,她丈夫表情平靜地告訴我,他為自己的妻子感到驕傲。他把夫妻倆合影擺在屋子最顯眼的地方,說這樣就不覺得孤單了。在那個瞬間按下快門,從此在我的生命中,對平凡的英雄和真正的幸福有了更深理解。”

2003年5月7日,武警北京總隊醫院軍區李曉紅的丈夫劉會昭將他們二人的照片擺放在鮮花旁,28歲的李曉紅在救治“非典”患者時被感染,后不幸犧牲。(居楊/攝)

17年后,新冠病毒疫情和“非典”不同,我們面對累計8萬余人的感染,數倍于“非典”的死亡人數,以及復雜棘手的疫情。之前我問早期進入醫院隔離區的新華社湖北分社攝影部主任程敏,是否可以去方艙醫院拍些照片給我們。他說:“姐啊,那里人多毒性大,領導沒放我們去,再等等吧。”問完了我有點后悔,補了句“安全第一”。巨大的感染風險讓各大媒體在派出攝影記者時都小心翼翼,特別是派遣女攝影記者。但我們還是看到了女攝影記者從武漢疫情一線,從醫院隔離區傳回來的讓人感動的現場影像。

中國青年報年輕的女攝影記者李崢苨已經兩次進入武漢,1月21到22日最危險的那幾天,她拍攝了發熱門診排隊的病人照片。1月28日她再次出征武漢,到今天一個多月了,仍在武漢堅守,她的火神山醫院攝影報道細膩而感人。后來,她寫了一段話給我:“在武漢百步亭社區采訪時,一位老年居民看到我的相機,湊上來問:你這個機器,是用來查病毒的嗎?您看這里有病毒嗎?相機鏡頭拍不到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引發廣泛討論、推動事件發展的圖像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手機、監控攝像頭等設備拍攝的影像,矯飾失去意義,人們總會找到最刺痛他們的那一幀。在這樣的時刻,按下快門的選擇意味著什么?”

這段話讓我思考良多,在這樣重大災難事件的報道中,女性在心理上確實更加敏感。現在已經是中國青年報視覺融媒主編的鄭萍萍,在經歷重大災難事件后,以她切身的經歷,給了這次去疫情前方采訪的女攝影記者建議:在保證安全的同時,照顧好自己的心理,作為災難首當其沖的經歷者,也同樣需要合理疏導、宣泄自己的情緒。建議年輕的女攝影師們也許可以跳出自己所見的局部,從更多維度去理解整個事件的進展。

這讓我想起著名的女攝影家多蘿西婭·蘭格說過的一句話:相機是一個教具,教給人們在沒有相機時如何看世界。

和年輕的李崢苨不同,長江日報的女攝影記者高寶燕是個性格開朗的新聞攝影“老兵”。“非典”的時候也曾拍攝黃岡市首例“非典”病人,并在2006年跟隨報道武漢病毒所科學家去神農架鉆山洞爬山崖,拍攝尋找病毒樣本。她自己也沒想到,與“非典”病毒同源的新冠病毒襲擊了她居住的城市,讓她再次沖在采訪一線。當你看到她拍攝的戴口罩的醫護人員騎行在封城后空蕩蕩的街道的影像時,就好像看到了高寶燕的身影。她在描述封城后的經歷時說,她沒有休息過,每天在武漢街頭、長江大橋、解放路、楚河漢街……這些武漢標志性區域記錄著江城人在遭遇重大疫情后的生活狀態。她覺得這是一個新聞攝影人義不容辭的擔當和責任。別看她風風火火、雷厲風行,在問起女性攝影人采訪的優勢和劣勢時,她說的很風趣:想追救護車的時候,體力跟不上,有些無奈。她一直申請去醫院重癥病房,當她2月6日被批準進入協和醫院重癥病房拍攝采訪時,讓她緊張的,不是懼怕病毒,而是套上層層防護服進入重癥區的她能否更好地記錄醫務工作者和病魔奮戰的場景。但是她做到了,那個撫慰病人的白衣天使的手,讓我們久久凝視,時間在這一刻凝固了,變成了救助和希望的永恒。

在微信里與中國女攝影家協會理事、孝感日報攝影記者晏美華聯系的時候,完全被她急速的語氣和忙碌的狀態感染,她奔走于孝感的社區、鄉村,記錄著孝感全方位的抗疫影像故事。

和17年前的“非典”報道不同,這一次,我們看到的影像還有更多來自非媒體的女性攝影人。

中國女攝影家協會會員、當過兵、在交通戰線工作的黃蕾是個有“男子氣”的女攝影人,連續數天在火神山醫院建設現場,以至于醫院落成那天,她自己病倒了,但她拍攝的火神山建設過程的影像一直在各大媒體中廣泛傳播。

胡翠蘭是潛江市中心醫院感染性疾病科的副主任,她在救助病人之余拍攝了大量的感人照片。胡主任也是中國女攝影家協會會員,平時愛拍些身邊的人。她說這次疫情過程中的感人故事太多,總是忍不住想去拍攝。作為醫生兼攝影人的她覺得,再偉大的人和事,沒有人去記錄和傳播,都不會有力量。

盡管有文學,有音樂,現在還有視頻,但攝影是唯一讓時間駐留的方式。凝視她們的作品,在黎明來臨之前,三八婦女節,讓我們一起,贊美女性。

(作者系中國女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攝協紀實攝影委員會秘書長,中國攝影報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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